一提到“过劳死”，立刻便会让人想到。不过近几年的发展情况来看，中国“过劳死”人数已经把这个“过劳死”的发明国远远抛在了身后。更有数据称中国每年“过劳死”的人数高达60万，超过了去年平均每天2人“过劳死”总计70人的记录，成就了又一项“世界第一”。

“独到风景”——加班

在加班问题上，根据劳工问题专家盛岗的研究，2006年欧盟国家工人的平均年度工作时间为1600小时，工人则为2288小时，即工人的年度工作时间约为欧盟国家工人的1.5倍。在工人的年度工作时间中，有408小时为加班，产业工人的平均月度加班时间更是超过了40小时。而在欧盟国家中，最低的西班牙的法定加班时间上限为年度80小时，最高的德国的法定加班时间上限为250小时。

加班当然不是独有的现象，但正如学者三岛所言，“存在一种恒定的加班现象”，即加班时间长短会受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，但即使经济负增长加班也不会消失，如1998年GDP负增长2%，但加班时间并没有明显变化。三岛的研究表明，工人似乎并没有强烈反对长时间加班的意愿，绝大多数工人在谈到为什么要加班时，会说“有太多必须要维持的工作”或“这是我的工作，我希望尽最大努力做好”。

政府、民间费尽心机寻求解决

尽管如此，社会显然存在一种共识，即“过劳死”是不能容忍的社会暗黑部。为此，政府和民间为应对“过劳死”可谓费尽心思。

从1990年后期起，的劳动政策、劳动法规等开始强化对“过劳死”的防范，制定了与《劳动基准法》相配套的法规规章。如2001年12月出台《关于脑血管疾病与虚血性心脏疾病负伤引起除外认定标准》、2002年2月颁行《为防止因过度劳动导致妨害健康的综合对策》两部规章，以职业疾病、劳动时间为着眼点，规定了定期健康检查、带薪休假、加班最长时间限制等多项内容。

其中前一项规章被厚生省解释为是“过劳死认定标准”，主要包括长时间疲劳的负荷过重、工作时间外“过重劳动”和“劳动状态”等三项内容。比如，发病前1个月若工作时间外加班超过100小时，或发病前2-6个月，工作时间外加班月均超过80小时，即可被判定为“过重劳动”，若能认定超工作量导致心血管疾病发生几率增加，就可按照劳动灾害补偿提供救济补偿。

在民间层面，在结社自由保障之下，除了前文提到的“精神压力疾患劳灾研究会”学者为主、“过劳死律师团全国联络会议”律师为主等组织外，还存在许多“过劳死遗族会”过劳死亲属为主等，这些来自民间各阶层的合力，在推动解决“过劳死”方面功不可没。

说：政府已经牵头希望解决“过劳死”

好消息是，近期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政府已经制定方案，按照方案推介今年7至8月，政府上班时间提前到了7点半之8点半，下午4点15分至5点15分下班。方案中还包括，每天下午4点15分后不安排会议，周三办公室8点前熄灯。这次以政府牵头的改革工作是否能够起到成效还需要我们持续关注，更需要我们警惕的是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正在走当年“用命换钱”的错误道路，而我国文化与差之千里，如不及时纠正定会引发严重的经济、政治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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